2009年，哈贝马斯在(zai)施特恩贝格的工作室中（图源《于尔根·哈贝马斯：知识(shi)分子与公共生活(huo)》）

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哈贝马斯在(zai)有关(guan)真理和理性的后现代(dai)犬儒主(zhu)义情(qing)绪中逆流而行，坚定辩护启蒙运动的理想和个人、社会实现自由的可能性。”《纽约时报》引用了哈贝马斯2010年传记作者马修(xiu)·斯佩克特的话，来概括其人其思想在(zai)当(dang)下历史背景中的定位：“在(zai)理性主(zhu)义并不流行的年代(dai)，他却是一位理性主(zhu)义者。”

转(zhuan)向：从(cong)存在(zai)主(zhu)义到“公共领域”

1929年出生于德国的哈贝马斯，在(zai)4岁(sui)时“见证”了希特勒的上台。尽管因年纪太小未曾参军作战，也无法在(zai)个年龄(ling)就知晓暴政(zheng)和战场的恐怖、建立意识(shi)形态层面的信(xin)念，但(dan)哈贝马斯并未与他同属(shu)一代(dai)的知识(shi)分子那样不愿纠缠于国家责任这样令人不适的议题(ti)，在(zai)随后的日子里，他多次向保守主(zhu)义和民(min)族主(zhu)义价值观表示批判，拒绝忘却祖国过去的往(wang)事(shi)。

由于患有唇腭裂，青少年时期的哈贝马斯接受过多次手术(shu)矫正，但(dan)说话依然有些(xie)口吃，这让他体会了被排斥的感受，也因此意识(shi)到人类的脆弱和对(dui)彼此的依赖(lai)，致使他日后格外在(zai)意语(yu)言交流这一“媒介”的作用。

1949年至1954年，哈贝马斯先后辗转(zhuan)哥廷根大学、苏黎世大学、波恩大学学习哲学、心(xin)理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。一开(kai)始他的兴趣点在(zai)存在(zai)主(zhu)义，尤其占据他研究重点的是马丁·海德格尔。然而在(zai)海德格尔于1953年再版的作品《形而上学导论》中，哈贝马斯发现他并未修(xiu)改(gai)此前那些(xie)拥(yong)护法西斯主(zhu)义的言论，保留了描述纳粹党“内在(zai)真理与伟大之处”的段落。年仅24岁(sui)的哈贝马斯在(zai)报纸上撰文，公开(kai)向海德格尔——当(dang)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在(zai)世哲学家——发起批评。在(zai)哈贝马斯2014年传记的作者斯蒂芬·穆勒-多姆看来，这一事(shi)件(jian)标志着哈贝马斯学术(shu)生涯的重要转(zhuan)折。

哈贝马斯开(kai)始公共知识(shi)分子生涯——“看来，是时候(hou)通(tong)过海德格尔反对(dui)海德格尔了”（图源《于尔根·哈贝马斯：知识(shi)分子与公共生活(huo)》）

在(zai)与西奥(ao)多·阿多诺通(tong)信(xin)一年后，哈贝马斯在(zai)1956年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，担任阿多诺的助手。频繁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接触，意味着他也认(ren)同哲学应用至社会问题(ti)的需要性，这让后世把哈贝马斯称作法兰克福学派“第(di)二代(dai)”的代(dai)表人物。但(dan)哈贝马斯并不赞成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(zai)《启蒙辩证法》中发展出来的宿命论调(diao)，流亡的挫折经历使他们在(zai)看待现代(dai)性与启蒙精(jing)神时持(chi)怀疑态度，把资本主(zhu)义的大众消费文化形容成是一种“彻底的幻(huan)觉体系”，而哈贝马斯认(ren)为这忽视了个体的力量。

三年后，哈贝马斯离开(kai)研究所，完(wan)成了第(di)二个博士学位的研修(xiu)，他的博士论文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(zhuan)型》于1962年出版，这也是阐(chan)述了他重要理论之一“公共领域”的一本著作。通(tong)过回顾18世纪欧洲资产(chan)阶级(ji)在(zai)咖啡馆里借助报纸讨论政(zheng)治，并试图就关(guan)心(xin)的问题(ti)达成共识(shi)的历史，哈贝马斯提出了相比(bi)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要更加积极的愿景，即理性沟通(tong)能够帮助人们摆脱“幻(huan)觉体系”，促成民(min)主(zhu)社会的建立，他依然相信(xin)现代(dai)性的承诺，而启蒙运动是一项“未竟的工程”。从(cong)20世纪70年代(dai)开(kai)始，他开(kai)始详细构思一种“理想的交流情(qing)境”，并在(zai)1981年发表了篇(pian)幅(fu)超千页的两卷本巨著《交往(wang)行为理论》。

理论：在(zai)极左与极右之间

在(zai)《交往(wang)行为理论》这部作品里，哈贝马斯回应了马克斯·韦(wei)伯遗留下来的问题(ti)：当(dang)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而价值理性衰落时，能够缓和相互争执的多元主(zhu)义局面的办法是在(zai)公共生活(huo)确立可供参考(kao)的规范性原则。他将这一调(diao)解(jie)机制(zhi)称作“交往(wang)理性”，并提出“主(zhu)体间性”的概念，说明人不仅是一个主(zhu)体，也需要在(zai)人与人之间展开(kai)生活(huo)，通(tong)过主(zhu)体与主(zhu)体的交往(wang)形成关(guan)系。他指出，实现“交往(wang)理性”的方式是言谈，并且须在(zai)没有强迫的前提下证成观点，达成一致。也正因秉持(chi)这样的原则，民(min)主(zhu)制(zhi)度才与暴政(zheng)区别开(kai)来。

哈贝马斯建议将社会视作“生活(huo)世界”与“系统”的动态结合，其中“系统”能给社会秩序带(dai)来稳定的行政(zheng)和经济基础(chu)设施，是工具理性适用的领域，“生活(huo)世界”则留给人类通(tong)过持(chi)续交往(wang)进行文化意义再生产(chan)，创建精(jing)神与道德生活(huo)。理想情(qing)形中，“系统”应服务于“生活(huo)世界”，但(dan)工具理性的无限扩(kuo)张却造成“系统”殖民(min)“生活(huo)世界”的情(qing)况，交往(wang)活(huo)动也因其脆弱性被经济利益毁(hui)坏。

警(jing)惕“系统”与“生活(huo)世界”地位倒转(zhuan)的同时，哈贝马斯并未全盘否定系统存在(zai)之必要，而是对(dui)系統的社会效益采取(qu)了一种现实态度。此前界面文化的文章(zhang)提到，哈贝马斯的政(zheng)治立场处于极左和极右之间，其关(guan)于普(pu)遍(bian)真理的信(xin)仰(yang)既无法被后现代(dai)左翼人士容忍(ren)，也多次因坚持(chi)和解(jie)与共识(shi)而被新保守右派成员攻(gong)击。但(dan)在(zai)清华大学政(zheng)治哲学教授任剑涛(tao)看来，哈贝马斯的这些(xie)理论尽管不太受两边(bian)欢迎(ying)，却促进了战后德国民(min)主(zhu)宪政(zheng)制(zhi)度的建立，因而具有实践价值：“他的指引意义在(zai)于通(tong)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(zai)稳健(jian)的现代(dai)民(min)主(zhu)制(zhi)度上。他的民(min)主(zhu)理念对(dui)转(zhuan)型国家的影响非常(chang)之大。”

哈贝马斯于2013年获伊(yi)拉斯谟(mo)奖（图源：视觉中国）

自1994年从(cong)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正式退休之后，哈贝马斯并未停止用一种公共领域批评者的目光(guang)来跟进时代(dai)的发展。例如在(zai)89岁(sui)生日前夕接受《西班牙国家报》采访(fang)时，哈贝马斯就谈起过由互联网塑造起的全新空间该如何呈现“公共领域”的可能性。

他指出，虽(sui)然互联网聚集着民(min)主(zhu)意志，看起来是一种解(jie)放，但(dan)在(zai)虚拟(ni)世界中去维护一种包容接纳氛围的过程中，碎片化的新媒体不仅没有传统媒体一般的向心(xin)力，无法形成共享化的舆论，通(tong)信(xin)技术(shu)的更新也并未着意于公众注意的团结，而是早早完(wan)成了注意力的商业开(kai)发，在(zai)消费者不知情(qing)的情(qing)况下窃取(qu)私人信(xin)息(xi)来操纵(zong)消费者，甚至还(hai)会有产(chan)生不正当(dang)的政(zheng)治目的。一切已然触发了公域的解(jie)体，这让哈贝马斯感到恼火，并声称“这是人类历史上第(di)一次其首要目标是为经济服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新媒体革命。”

政(zheng)治：欧盟的理想蓝图

晚年的哈贝马斯花(hua)了超过25年的时间在(zai)为欧盟的政(zheng)治整(zheng)合奋斗，他曾在(zai)采访(fang)中提到自己“一直心(xin)怀这样的理念，即只(zhi)有欧盟这个组织才有能力控制(zhi)住不受约束的资本主(zhu)义。”早年有关(guan)纳粹历史的反思令他始终与民(min)族主(zhu)义和民(min)族国家的形态保持(chi)距离，他认(ren)为以(yi)传统的血缘和文化构建的民(min)族认(ren)同来构建共同体已经不适用于现代(dai)的多元化社会，人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公民(min)认(ren)同基础(chu)，在(zai)这样的情(qing)况下，人们对(dui)国家的热爱不是因为自身的民(min)族或文化身份(fen)，而是一种政(zheng)治性的归属(shu)感。

欧盟寄托了哈贝马斯有关(guan)理想社会的蓝图。在(zai)2003年目睹欧洲掀(xian)起一波抗议美国出兵伊(yi)拉克的大规模游(you)行后，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(pian)声明，文中写道：“欧洲必须在(zai)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在(zai)联合国内制(zhi)衡美国的霸权单边(bian)主(zhu)义。在(zai)全球经济峰会上，在(zai)世贸组织，世界银行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(deng)机构里，欧洲应该对(dui)未来全球内部政(zheng)治的塑造发挥影响。”他们把这一系列游(you)行的发生作为“欧洲公众诞生”的标志。

2000年6月23日与雅克·德里达在(zai)歌德大学大讲堂(tang)中（图源《于尔根·哈贝马斯：知识(shi)分子与公共生活(huo)》）

时至今日，欧盟面临分崩离析(xi)的困境，但(dan)哈贝马斯依然在(zai)近年的发声中坚持(chi)增强民(min)主(zhu)团结的机构能够推动真正的欧洲人认(ren)同出现。在(zai)他看来，欧洲的新自由主(zhu)义政(zheng)治模型不仅无法使国家经济共同体结构上的差异(yi)得到弥补，更会加深民(min)族国家对(dui)全球市场的依赖(lai)。于是，“在(zai)适应了这一体系的经济体中，自由主(zhu)义经济模型占据主(zhu)导地位，促进了个体化的经济增长。反过来，身处困境的经济体，其退出倾向、非理性的反应以(yi)及自我毁(hui)灭的愤怒在(zai)逐渐蔓延。”

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(xi)，答案并非像英国脱欧这样民(min)族主(zhu)义式的退缩(suo)，而是应当(dang)改(gai)变精(jing)英主(zhu)义的管理模式，增加横向的决策机制(zhi)，避免让德法大国政(zheng)府的霸权地位剥夺大多数(shu)人的民(min)主(zhu)权利。

有关(guan)欧盟一体化的忧虑一直牵动哈贝马斯到人生的最后时光(guang)。 2025年3月，哈贝马斯在(zai)《南德意志报》上发表文章(zhang)，标题(ti)拟(ni)定的是《为了欧洲》，一如既往(wang)地传达着他在(zai)2008年出版的著作《啊，欧洲》中就显露的关(guan)心(xin)。也是在(zai)89岁(sui)生日接受的访(fang)问中，他语(yu)态铿锵有力地告诉记者：“是的，我仍旧对(dui)世界上正发生的一些(xie)事(shi)情(qing)感到愤怒。这并不是件(jian)坏事(shi)，不是吗？”

作为一个致力于在(zai)理想的公共领域持(chi)续发声、构建真正对(dui)话的知识(shi)分子，哈贝马斯无心(xin)于摆出任何姿态进行表演，近10年前的一篇(pian)文章(zhang)记录(lu)了哈贝马斯当(dang)时在(zai)慕(mu)尼黑参加一场学术(shu)研讨会的场景，他并未给在(zai)场学生留下“魅力超凡”的人物印象，这些(xie)学生“从(cong)未听到任何修(xiu)辞敏锐的论断，也没有体会到那种软化立场以(yi)便达成妥协、不管陈述有多荒谬也照单全收的迷(mi)人包容，而这种行为在(zai)当(dang)今的人文学科里实在(zai)是太普(pu)遍(bian)了”，他们也没有看到他“摆出任何的大师风范”。

文章(zhang)接着写道，“然而他们确实能够看到哈贝马斯思考(kao)中的激情(qing)：‘当(dang)哈贝马斯思考(kao)的时候(hou)——有时候(hou)他思索地特别深入，以(yi)至于要为自己的结结巴巴致歉——你会感觉到他确实进入了与某个问题(ti)的智力搏斗。’”

参考(kao)资料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