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“法庭”，两场审判(pan)，共(gong)同构成了(le)2026年(nian)早春德国(guo)政治生活中最惹人沉思的图景。一边是艺术假(jia)造中的道德审判(pan)，一边是行政法院的法律(lu)裁决；一边诘问“我们该如何面(mian)对一个反民主的政党(dang)”，一边回答“在证据确实之前，国(guo)度呆板不得越界”。而将这两场审判(pan)联系在一路的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——米洛·劳的作品名为《对德国(guo)的诉讼》（Prozess gegen Deutschland）。

这究竟是一场对选择党(dang)的审判(pan)，照(zhao)样(yang)对德国(guo)本身的审判(pan)？

塔利亚剧院：一场假(jia)造的审判(pan)

2月13日至15日，汉堡塔利亚剧院成为一座暂且的“法庭”。七名通过抽签选出(chu)的汉堡市民端坐陪审席，前联邦司法部长多伊布勒-格梅林（Herta D"aubler-Gmelin，SPD）担任(ren)主审法官。超过30位专家证人出(chu)庭作证，其中包(bao)括汉堡市文化局局长布罗斯达（Carsten Brosda）、闻名哲学家奈曼（Susan Neiman），专栏作家马滕施泰(tai)因（Harald Martenstein）和(he)备受争议的AfD创党(dang)人之一佩(pei)特里（Frauke Petry）等人。这并非米洛·劳第一次尝试这种“剧院审判(pan)”的形式。这位49岁的瑞士(shi)导演、维也纳(na)艺术节总监，早已(yi)将法庭格式打造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品牌。2015年(nian)，他曾在刚果组织“刚果法庭”，召集(ji)60名证人就这个国(guo)度的冲突历史作证；在维也纳(na)，他曾上演过针对奥地利自由(you)党(dang)（FP"O）的审判(pan)。

《对德国(guo)的诉讼》，汉堡塔利亚剧院

最后(hou)，经由(you)三天控(kong)辩双方的唇(chun)枪舌剑，陪审团杀青了(le)一个各方大概都不满意的裁决。陪审团同意审查针对AfD的禁令步伐(fa)，否决了(le)联邦宪法法院直接禁止AfD的选项。另外，陪审团还以为，在审查期间，应该停止国(guo)度对AfD的政党(dang)资金（Parteienfinanzierung）支持。

前宪法法院法官穆勒（Peter Müller）曾经指出(chu)，联邦宪法法院将政党(dang)禁令（Parteienverbote）看做(zuo)是最厉(li)害的利刃，只能被视作最后(hou)的本领(ling)。在他看来，“中间派政党(dang)”应该通过政治合(he)作和(he)辩论来减(jian)弱(ruo)极右翼政党(dang)的影响力(li)，而其此前与AfD的辩论长期不敷。米洛·劳在访谈(tan)中透露(lu)表现(xian)，他的这一剧院艺术正是要(yao)为双方提供对话的平台：“《对德国(guo)的诉讼》这一项目尝试让不同的声(sheng)响相互展(zhan)开(kai)对话——但更紧张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磨砺自己的论点(dian)。因为，当人们安于恬静，不再(zai)与那(na)些自己不同意其看法、或以为其所说事实有误的人交(jiao)谈(tan)时，民主就会消亡(wang)。在剧院里，可以用艺术的本领(ling)来促进这种迫切需要(yao)的比武。”

米洛·劳的这个戏剧装(zhuang)配艺术并不旨在控(kong)告“AfD有多坏”，而是为了(le)诘问“德国(guo)社会为何走到了(le)选择党(dang)可能成为最强政治力(li)量的这一步”。在支持取缔的声(sheng)浪日趋高涨的今天，这种反向的诘问大概比单纯(chun)的拥护更具现(xian)实意义。

在这场假(jia)造审判(pan)中，控(kong)方的核心主张是：AfD在很大程度上奉行极右翼、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立场，此类立场违背(bei)人类尊严、民主及平等原则，对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构成系统性蓄意破损。AfD所营造的社会氛围，助长了(le)仇恨、种族主义、暴力(li)行为及对边沿群体的排斥。宪法保护办公室的报告及大量证据显示，取缔该党(dang)具备必要(yao)性与合(he)法性。检方状师海内(nei)克(ke)（Gabriele Heinecke）在结案陈词中指出(chu)：“该政党(dang)对本国(guo)相当一部分人口构成威胁。”她(ta)的同事，记者兼右翼极端主义成绩专家施佩(pei)特（Andreas Speit）增补道：“我们需要(yao)批判(pan)性对话，其中也包(bao)括‘到此为止，不克(ke)不及再(zai)进一步’的权利。”

控(kong)方提出(chu)的这些来由(you)并不陌生，因此他们仍需面(mian)对这些说法通常会遭受的挑战。例如，控(kong)方主张取缔AfD的证据是否真如他们所宣称的那(na)般“确实”？控(kong)方是否真能证明AfD在“系统性”地破损德国(guo)的社会政治生活？此外，究竟谁有权界定“社会氛围”与“到此为止，不克(ke)不及再(zai)进一步”？某些本应深入探(tan)讨的议题，是否因被认定破损了(le)“社会氛围”而被禁止“再(zai)进一步”讨论？这到底算(suan)是坚守“道德底线”，照(zhao)样(yang)沉溺于恬静的“信息茧房”？

辩方主要(yao)从AfD支持率飙(biao)升(sheng)的原因动身，反对简单地取缔该党(dang)。作家施维尔(er)登（Fédérik Schwilden）以为，“AfD的力(li)量不在于它的纲领(ling)，而在于其他政党(dang)的失败。”AfD的突起并非源于其纲领(ling)的吸引(yin)力(li)，而是源于主流(liu)政党(dang)在移民、安全、身份认同等成绩上的集(ji)体失语和(he)信托流(liu)失。取缔AfD更像是他们无力(li)改变当下的“摆(bai)烂”宣言。马滕施泰(tai)因进一步推演了(le)取缔AfD可能带来的政治后(hou)果。他直言：“你们想在这里，在某种作秀审判(pan)中，讨论取缔一个政党(dang)——这个党(dang)在德国(guo)西部获(huo)得20%的人支持，在东(dong)部获(huo)得35%到40%的人支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民主的终结，和(he)用别的器械庖(pao)代它。人口中庞大且仍在增长的部分的意见，在将来将不再(zai)对政治有任(ren)何影响。”马滕施泰(tai)因的这段话触及了(le)一个根本性成绩：当近四分之一选民支持的政党(dang)被取缔，这些选民的意愿将如何安放？他们不会因为政党(dang)被禁止而消逝，他们的不满不会因为禁令而消散(san)。他们会探(tan)求新的政治代言人——可能比AfD更聪明、更危险、更长于利用民主法则来摧毁民主。

这些辩护无疑是值得关注的。但是，他们又都不得不面(mian)对最致命的一个诘问：AfD为何不愿与党(dang)内(nei)极端势力(li)划清界限，好比霍(huo)克(ke)（Bj"orn H"ocke）？因为他是该党(dang)至关紧张的“选票收割机”。可现(xian)实政治利益的考(kao)量，难道能为摒弃原则底线辩护吗？强调恭敬(jing)AfD中温和(he)支持者的诉求，是否就能掩盖该党(dang)内(nei)部的极端言论？

AfD的突起和(he)壮大不是一瞬间发生的，控(kong)辩双方都看到了(le)对方身上的致命弱(ruo)点(dian)，所有人都认识到了(le)成绩，但是，正是无意做(zuo)出(chu)实质性的改变，致使了(le)这场“审判(pan)”的上演。因此，被告席上坐的不是AfD，而是“德国(guo)”本身。

科隆行政法院：一场真实的审判(pan)

2025年(nian)5月，联邦宪法保卫局经由(you)数年(nian)的调查，终究升(sheng)级了(le)对AfD的定性，即在全国(guo)层面(mian)大将该党(dang)定性为“确实的极右翼组织”。此前，在勃兰登堡州(zhou)，萨克(ke)森州(zhou)和(he)图林根州(zhou)等5个州(zhou)一级的宪法保卫局已(yi)经将该党(dang)定性为“确实的极右翼组织”。联邦宪法保卫局做(zuo)出(chu)这一定性的主要(yao)来由(you)是，AfD所提倡的“占主导地位的、基于族裔和(he)血(xue)统的民族观(guan)”与自由(you)民主的基础秩序不相容。这种看法旨在“将特定人口群体排除在平等的社会到场之外，使其遭受不符合(he)宪法的区(qu)分对待，并由(you)此赋(fu)予他们在法律(lu)上低人一等的地位”。

德国(guo)选择党(dang)随即提起诉讼，反对这一定性。宪法保卫局同意在法院做(zuo)出(chu)终究裁决前，暂缓公开(kai)这一分类。科隆行政法院在上月的暂且决议中暂时冻结了(le)宪法保卫局对AfD的这一定性。暂且决议支持有充足的证据注解在AfD党(dang)内(nei)存(cun)在反对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的偏向，但是，现(xian)有的证据并不敷以将AfD整体归类为“确实的右翼极端主义”。所以，法院禁止联邦宪法保护局在终究诉讼裁决前，将AfD作为“确实的右翼极端主义”组织来对待。

科隆法院的这一暂且决议并没(mei)有为AfD“洗白”。证据“不敷”并不是说AfD没(mei)有成绩，而是法院以为，现(xian)有的证据链并不支持宪法保卫局能将对AfD的定性直接升(sheng)级到最高级级。这其实反映了(le)德国(guo)谍(die)报机构的权利与司法审查之间的谨慎(shen)平衡。内(nei)政部部长多布林特（Alexander Dobrindt）以为，法院的决议并没(mei)有将AfD从右翼极端主义的“疑似案例”（Verdachtsfall）中排除。宪法保卫局依然可以通过线人和(he)卧底调查员等谍(die)报机构的本领(ling)对该党(dang)举行监控(kong)和(he)调查。

这一判(pan)决在德国(guo)学术界看来，既在意料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。说它在意料之中，是因为去年(nian)宪法保卫局宣布对AfD的鉴定报告后(hou)，部分法学界人士(shi)就以为该报告证据过于薄(bao)弱(ruo)——报告主要(yao)依赖个别言论、交(jiao)际媒体帖子或处所成员的极端表达，但这些证据“不敷以证明整个政党(dang)”已(yi)被极端头脑操纵(zong)。批评者指出(chu)，这只是“案例的堆(dui)砌”，而非对该党(dang)纲领(ling)或核心战略违宪意图的系统性证明。报告中许多被引(yin)用的例子最多只能被视为政治修辞，而非极端主义。德国(guo)法学界不认同宪法保卫局将AfD定性为“确实的右翼极端主义”的主要(yao)来由(you)为以下两点(dian)：“右翼极端主义”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(lu)概念。德国(guo)当今法学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(wu)之一、前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帕皮尔(er)（Hans-Jürgen Papier）提到“右翼极端主义”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(lu)用语：“德国(guo)的《基础法》中并没(mei)有右翼极端主义的界说。右翼极端主义的界说更为政治化。对一些人来说，纵(zong)然是那(na)些想制止非法移民的人，也被视为右翼极端分子。”法律(lu)必须基于可验证的事实和(he)松散(san)的逻辑，而不克(ke)不及仅仅依赖于一个模糊的政治标签。帕皮尔(er)不停警告，使用右翼极端主义的标签和(he)对AfD的取缔一定要(yao)慎(shen)之又慎(shen)。因为如许做(zuo)会放大AfD的“受害者心理(li)”，强化“体制在针对我们”的叙事。禁令或者“确实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(dang)”标签本身无法消除仇外心理(li)和(he)种族主义。这种受害者心理(li)，恰恰是仇外心理(li)和(he)反建制感(gan)情在遭受外部打压后(hou)的应激回响反映。所以，它只会夯(hang)实乃至壮大社会中的极右翼势力(li)。用帕皮尔(er)的话来说，这是中了(le)AfD的骗局。科隆大学刑法学传(chuan)授罗斯塔尔(er)斯基（Frauke Rostalski）指出(chu)，即便德国(guo)选择党(dang)采用“基于族裔与血(xue)统的民族概念”（der ethnisch-abstammungsm"assige Volksbegriff），也并不直接构成对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的威胁。原因在于，德国(guo)《基础法》并未禁止使用这一概念。换句话说，德国(guo)《基础法》并不否认“主体民族”理(li)念本身，它禁止的是“唯有主体民族才是德国(guo)公民”的主张，和(he)基于该主张对少数族裔实施区(qu)分对待、剥夺其平等权利的行为。由(you)此，罗斯塔尔(er)斯基强调了(le)联邦宪法保卫局鉴定报告中的两处关键毛病。首先，AfD的党(dang)纲中并没(mei)有要(yao)求差(cha)异对待不同族裔的条款，“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法律(lu)看法以为，仅‘基于族裔与血(xue)统的民族概念’本身即构成对人类尊严的侵犯……但与此前针对德国(guo)国(guo)度民主党(dang)（NPD）禁令步伐(fa)（例如该党(dang)纲领(ling)中存(cun)在明白要(yao)求法律(lu)上不平等待遇的具体条则）相比，这份针对AfD的鉴定报告恰恰缺失了(le)这一决意性要(yao)素。”其次，该鉴定报告乃至在客观(guan)上赞助AfD“证明”其主张平等对待其他族裔：“联邦宪法保卫局枚举的引(yin)文中，部分内(nei)容明白指出(chu)（血(xue)缘意义上的）‘非德国(guo)人’也能够成为国(guo)度公民并享有同等权利。”

德国(guo)奥登堡大学公法学传(chuan)授伯梅-内(nei)斯勒（Volker Boehme-Nessler）则对判(pan)决结果略感(gan)意外，因为此前联邦宪法法院在Covid-19、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屡(lu)次判(pan)决中，均对行政部门政策予以投合(he)和(he)确认，而非举行批判(pan)性审视。德国(guo)头脑家萨弗兰斯基（Rüdiger Safranski）也表达了(le)同样(yang)的观(guan)感(gan)：“近年(nian)来，司法机关和(he)法院，尤其是宪法法院，正变得愈来愈政治化。”

从“确实的右翼极端主义”的定性到AfD的取缔

联邦宪法保卫局将AfD定性为“确实的右翼极端主义”，是为进一步取缔该党(dang)做(zuo)准备。取缔极端主义政党(dang)的依据，源于德国(guo)独特的“防备性民主”（wehrhafte Demokratie）理(li)念。这一理(li)念可追溯至对魏玛共(gong)和(he)国(guo)悲剧的反思：德裔美籍(ji)学者洛文斯坦（Karl Loewenstein）流(liu)亡(wang)美国(guo)期间提出(chu)的“战斗性民主”（streitbare Demokratie），正是其前身。其核心头脑在于：为维护民主轨制的存(cun)续，民主国(guo)度必须立场刚强、采取必要(yao)防备措施，对抗那(na)些试图利用民主自由(you)颠覆民主秩序的势力(li)。

联邦宪法保卫局网(wang)站

这一理(li)念本身存(cun)在悖论——民主轨制为保护本身存(cun)续，必要(yao)时乃至需采取与本身理(li)念相悖的本领(ling)，即不得不以非民主的体式格局保卫民主。尽管(guan)存(cun)在这种难以避免(mian)的矛盾，该理(li)念仍贯串战后(hou)德国(guo)《基础法》的订定过程。最典型的例子是《基础法》第20条第4款，即“抵挡权”条款：“若其他本领(ling)均无法解决成绩，所有德国(guo)人有权抵抗任(ren)何试图破损这一秩序的人。”此类条款在西方其他国(guo)度宪法中并不存(cun)在，体现(xian)了(le)德国(guo)独特历史背(bei)景下的紧迫性。此外，《基础法》第21条第2款为取缔极端主义政党(dang)提供了(le)法律(lu)依据：“凡是根据其目标或支持者行为，旨在损伤、消除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，或危及德意志联邦共(gong)和(he)国(guo)存(cun)在的政党(dang)，均属违宪。”

在德国(guo)历史上，共(gong)有两次乐成的取缔政党(dang)案例，另有两次失败的尝试。联邦宪法法院曾于1952年(nian)和(he)1956年(nian)，分别取缔了(le)社会主义帝国(guo)党(dang)（SRP）与德国(guo)共(gong)产党(dang)（KPD）。2003年(nian)，针对德国(guo)国(guo)度民主党(dang)（NPD）的取缔申请因取证体式格局雷同“无间道”而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——为获(huo)取NPD违宪的证据，德国(guo)联邦宪法保卫局在该党(dang)安插了(le)大量线人，法院以为，无法判(pan)断NPD高层的言行究竟是出(chu)于本身意志，照(zhao)样(yang)受线人诱导或指令影响。2017年(nian)，取缔NPD的议题再(zai)次被提上议事日程。此次宪法法院虽认定NPD的政纲确属违宪，且该党(dang)存(cun)在危害联邦共(gong)和(he)国(guo)的行为，但指出(chu)“缺少确实迹象(xiang)注解这些破损宪法的行动具备乐成的可能性”，因此NPD仍不满足取缔政党(dang)的条件(jian)。两次针对NPD的取缔尝试均以失败告终：第一次因取证体式格局不合(he)法，第二(er)次则因NPD实力(li)过弱(ruo)，不敷以构成现(xian)实威胁。

从上述失败案例来看，在德国(guo)，取缔政党(dang)至少要(yao)满足两个条件(jian)：1）政党(dang)必须明白寻求违宪目标，如废除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或危及联邦共(gong)和(he)国(guo)的领(ling)土存(cun)在；2）政党(dang)必须积极实现(xian)这一目标。必须有具体迹象(xiang)显示，这些仇视宪法的努力(li)至少看起来有可能乐成。简言之，禁令的条件(jian)是有意愿，有行动，而且也要(yao)有能力(li)。

AfD可能不满足上述的任(ren)何一个条件(jian)。首先，从科隆行政法院的裁决中，我们不难发现(xian)，法院强调了(le)，只是部分AfD的派别和(he)成员有寻求违宪目标。部分党(dang)员的言行并不克(ke)不及代表全党(dang)。帕皮尔(er)曾经透露(lu)表现(xian)：“AfD有来自右翼极端主义阵(zhen)营的支持者，但其中许多选民并非右翼极端分子——他们只是得到了(le)政治归属感(gan)。”往常，帕皮尔(er)的这一看法也正愈来愈遭到德国(guo)社会各界的认同。AfD的内(nei)部是极其撕裂(lie)的，充满了(le)派系纷(fen)争。党(dang)内(nei)既有霍(huo)克(ke)所领(ling)导的极右翼派别“翼派”（Der Flügel），也有温和(he)务实的经济自由(you)派。《对德国(guo)的诉讼》的受邀高朋之一佩(pei)特里在2017年(nian)时就因不满霍(huo)克(ke)而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体式格局加入了(le)AfD。但是，党(dang)内(nei)的温和(he)派也不可能扬弃霍(huo)克(ke)，因为，AfD与联盟党(dang)之间支持率的差(cha)距非常小。如果扬弃霍(huo)克(ke)支持者的选票，AfD就等于自动摒弃鄙人次大选成为第一大党(dang)的可能性。即便民调数据高企，这种结构性的撕裂(lie)也是外界质疑AfD将来能否执政的一个紧张原因，因此也就很难证明AfD作为一个整体在破损自由(you)民主的基础秩序。

其次，第二(er)个条件(jian)意味着(zhe)必须证明AfD已(yi)经有废除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的行动，而且他们的行动很有可能乐成。支持AfD禁令者往往会征引(yin)“防备性民主”或者“早期阶段”等说法支持自己的看法。AfD近年(nian)来在政治上的乐成也给禁令支持者们提供了(le)进一步的“证据”。他们以为，AfD的乐成大大增加了(le)其实现(xian)破损自由(you)民主基础秩序目标的可能性，所以有必要(yao)尽早实施最严厉(li)的防备性措施。但是，他们通过AfD中的极端分子的言论“假(jia)定”了(le)整个政党(dang)会按照(zhao)党(dang)内(nei)极端派的想法行事，执行这些最极端的政策，这与基础法的原意和(he)此前的判(pan)例都不符。

德国(guo)《基础法》及此前的判(pan)例为政党(dang)禁令设置(zhi)了(le)极高门坎，这并非意味着(zhe)德国(guo)人已(yi)淡忘二(er)战的凄惨(can)教(jiao)导，而是为了(le)防备“政党(dang)禁令”被滥用，沦为铲除反对党(dang)的便利工具。战后(hou)数十年(nian)的实践注解，德国(guo)的政治工具箱中已(yi)有充足多的工具来提防二(er)战悲剧重演。正如前宪法法院法官穆勒所言，“政党(dang)禁令”只能被视为最后(hou)的本领(ling)。然而在现(xian)实中，无论是主流(liu)政党(dang)照(zhao)样(yang)媒体，却总希望不断提高这一“最后(hou)本领(ling)”的使用优先级。这究竟是为何呢？

禁令是一种逃避

要(yao)回答上一节最后(hou)提出(chu)的成绩，我们必须回到汉堡的那(na)场假(jia)造审判(pan)中。“‘右翼’与‘右翼极端分子’这两个词是否更趋近于同义？”这是在《对德国(guo)的诉讼》这场上演中获(huo)得高度关注的马滕施泰(tai)因“证词”中提出(chu)的一个成绩。不出(chu)意外，他的这类成绩激发了(le)德国(guo)社会的又一次撕裂(lie)。左翼的《明镜(jing)》周刊将其看做(zuo)“可怜(lian)的颤音和(he)神圣的愤怒” ，政治光谱的另外一边则把他的讲话称作“里程碑(bei)式的”。

在德国(guo)的大众辩论里存(cun)在一种偏向，即任(ren)安在移民、气候、能源及性别等议题上与左翼叙事相悖的言论，很容易会被自动贴上“极右翼”的标签。尽管(guan)保守派阵(zhen)营在2025年(nian)大选中获(huo)得了(le)近六成的支持率，但其在德国(guo)社会中的合(he)法性愈来愈“存(cun)疑”。柏林工业(ye)大学传(chuan)播学荣休传(chuan)授博尔(er)茨（Norbert Bolz）曾在德国(guo)《天下报》（Die Welt）撰文指出(chu)，现(xian)在德国(guo)的保守派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况(kuang)。基民盟的名字(zi)是具有欺骗性的，因为，默克(ke)尔(er)已(yi)经完全改变了(le)这个党(dang)的素质——该党(dang)已(yi)经无法和(he)“保守”的价值观(guan)联系在一路了(le)。此外，“在施密特（Helmut Schmidt）乃至在施罗德（Gerhard Schr"oder）期间，保守派选民都有可能选择社民党(dang)。”也就是说，当时的社民党(dang)都会采纳(na)相对“保守”的政策。但是，往常这是完全无法设想的。因此，AfD成为了(le)这些政治上的“无家可归者”无奈的暂且落(luo)脚点(dian)。AfD选民基数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(zhe)“极右翼”势力(li)的加强，更可能的环境是这个“无家可归”的群体规模在变大。

淘汰“极右翼”势力(li)的体式格局大概在于为这些“无家可归者”找到合(he)适的归宿，但现(xian)实倒是他们的立足之地不断被蚕食。资深的社民党(dang)党(dang)员、德国(guo)政治学家默克(ke)尔(er)（Wolfgang Merkel）以为，政治道德化（Moralisierung）的加重是左右两个阵(zhen)营相互的隔膜和(he)敌意不断加深的紧张原因。社会政治生活必定需要(yao)道德，但是道德化恰恰是不道德的：“道德化则是一种带有排他性与贬抑性的道德表达形式。它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道德立场粉饰，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(xian)，是一种道德上的炫耀与身份确认，旨在彰显本身道德的良好性。这种过度的道德化偏向，恰恰塑造了(le)左翼自由(you)派天下主义者阵(zhen)营的特质。”

当地时间2026年(nian)3月19日，德国(guo)勃兰登堡大科尔(er)齐希，民众参加德国(guo)选择党(dang)地区(qu)行政长官选举举行的竞选活动。视觉中国(guo) 图

各类左翼精英通过在移民、气候、能源和(he)性别等议题上坚守自以为绝对精确、绝对道德的立场（典型的话语，如“科学已(yi)经确定……”，“没(mei)有替代方案”），获(huo)得了(le)向社会上游流(liu)动的入场券，而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要(yao)承(cheng)受由(you)此订定的错误政策带来的价值。与此同时，德国(guo)的左翼精英还掌(zhang)握着(zhe)绝对的舆论话语权，任(ren)何对这些“绝对精确”的质疑，都可能被贴上“仇恨言论”，“极右翼/纳(na)粹(cui)”或“滑向危险的极右翼/纳(na)粹(cui)”等标签。“极右翼/纳(na)粹(cui)”等标签在德语天下各类讨论中被通货(huo)收缩式地滥用，正是对戈德温法则（Godwin's Law）最贴切的注解。1990年(nian)，美国(guo)状师、作家戈德温（Mike Godwin）窥察(cha)早期互联网(wang)的讨论之后(hou)，发现(xian)了(le)一个现(xian)象(xiang)：“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(zhan)时，到场者用纳(na)粹(cui)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，也就是100％，几乎没(mei)有例外。”他指出(chu)，这品种比往往意味着(zhe)讨论的理(li)性底子已(yi)经崩溃。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，往往是为了(le)逃避对复杂的社会和(he)政治议题的深入讨论。

萨弗兰斯基指出(chu)了(le)“政党(dang)禁令”面(mian)前的政治算(suan)计，民意支持率节节败退(tui)的左翼政党(dang)心知肚明：“这项禁令根本不可能乐成，但通过这种体式格局，他们可让政治对手遭到质疑，将其臭名化为麻风病人——这就已(yi)经充足达到效果了(le)。”他们试图通过“臭名化”的“吓唬”本领(ling)，让更多选择AfD的选民改变立场。但是，博尔(er)茨以为，左翼愈发频繁地使用“防火墙”（Brandmauer）和(he)“纳(na)粹(cui)”等词汇，恰恰注解这些臭名化本领(ling)正在生效。这些词汇原本应有的威慑作用正逐(zhu)渐(jian)减(jian)退(tui)：“忌(ji)讳(hui)效应（Tabu-Effekt）在不断弱(ruo)化。愈来愈多的选民以为与AfD展(zhan)开(kai)议会合(he)作是可以接受的——乃至能设想自己会投票给该党(dang)。而基民盟（CDU）和(he)自民党(dang)（FDP）每让保守派选民失望一次，‘蓝色’（指AfD）的潜力(li)就随之增长一分。”在方才结束的巴(ba)登-符腾堡州(zhou)的选举中，AfD得票率较上次选举增加了(le)一倍(bei)，达到了(le)18.8%。要(yao)晓得巴(ba)符州(zhou)是德国(guo)最紧张的经济引(yin)擎之一，这里汇聚了(le)大量知识与商业(ye)精英，长期以来，该州(zhou)不停是基民盟与绿党(dang)的票仓(cang)，被以为是德国(guo)最不可能支持AfD的地区(qu)之一。

绝大多数AfD选民不想要(yao)新的希特勒，他们想要(yao)一个新的施密特式的人物(wu)。批评一种功(gong)能失调的移民政策并不意味着(zhe)谢绝所无形式的移民；质疑当前与热力(li)学、物(wu)理(li)学和(he)经济学等基础原理(li)相悖的保守能源转型政策并不是对气候变化的否认。这也不是“滑向危险的极右翼”，不是对民主的系统性攻击。默克(ke)尔(er)（Wolfgang Merkel）在德国(guo)《每日镜(jing)报》（Der Tagesspiegel）上撰文严厉(li)批评了(le)社民党(dang)早已(yi)脱离工人阶级，绿党(dang)则已(yi)经成为了(le)特权阶级的政党(dang)：“中间派政党(dang)非但不反思自己的选民为何流(liu)失，反而高筑防火墙、通过不兼容决议。”用禁令替代对话，用法律(lu)武器庖(pao)代政治合(he)作，只会让成绩被掩盖而非解决。取缔选择党(dang)的呼声(sheng)越高，越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逃避机制：与其反思为什么(me)20%的选民支持一个极右翼政党(dang)，不如直接把这个政党(dang)从政治幅员上抹去；与其倾听那(na)些投票给AfD的人的焦虑和(he)不满，不如把他们悉数归入“种族主义者”的阵(zhen)营，谢绝与之对话。这种“道德豁免(mian)”虽然使人感(gan)到正义，但它解决不了(le)任(ren)何成绩。帕皮尔(er)以为：“温和(he)的中间主流(liu)政党(dang)必须重振(zhen)本身，重新赢回选民支持。”若想有效对抗德国(guo)AfD，大概应订定更美满的政策。

然而，现(xian)实却与这些理(li)性建议各走各路。由(you)左翼主导的“交(jiao)通灯联盟”无疑是战后(hou)德国(guo)最糟糕(gao)的执政联盟，去年(nian)大选时，选民选择了(le)保守派政党(dang)。但默茨为了(le)与社民党(dang)——这一“独一”可行的合(he)作对象(xiang)——谈(tan)判(pan)组阁协定，在施政纲领(ling)上大幅向社民党(dang)妥协。这直接致使，推动德国(guo)“去工业(ye)化”、推高国(guo)内(nei)物(wu)价的能源转型政策未发生实质性改变；德国(guo)民众最关心的移民政策也未出(chu)现(xian)根本性扭转趋势；过度收缩的福利支出(chu)同样(yang)未获(huo)得大幅削减(jian)；此前备受争议的庞大特别底子设施建设基金，被发现(xian)存(cun)在巨额资金挪用成绩。尽管(guan)选民在大选中投票给了(le)保守派政党(dang)，终究却只能接受左翼的政策。

虽然这些建议在明智(zhi)层面(mian)不难成为社会多数人的“共(gong)鸣”，但在现(xian)实政治中，左右两翼政党(dang)不调整政策，一味保持对AfD的强硬立场，却有可能是最“符合(he)”各方政治利益的选择。从左翼政党(dang)的视角来看，首先，保持设置(zhi)对AfD的防火墙暂时确保了(le)左翼政党(dang)在德国(guo)政治中“立于不败之地”。如果，左翼政党(dang)在大选中得胜，自然他们可以主导组阁和(he)政策；如果，联盟党(dang)胜选，因为防火墙，联盟党(dang)为了(le)组阁必须向左翼政党(dang)做(zuo)出(chu)大幅度妥协。这是我们在默克(ke)尔(er)和(he)默茨执政期间反复看到的现(xian)象(xiang)。其次，左翼政党(dang)的经济、政治和(he)道德资本都已(yi)经与其此前的叙事和(he)政策牢牢绑定在了(le)一路。他们一旦(dan)开(kai)始反思过去在各方面(mian)的政策错误，就意味着(zhe)对过去的政治遗产作完全清算(suan)，这是左翼政党(dang)完全不克(ke)不及接受的。所以，他们只能保持这些已(yi)经被公众所唾弃的政策是“更好的政策”，“AfD从中作梗”是这些“更好的政策”无效最好的替罪羊。

从中间派右翼政党(dang)，即联盟党(dang)的视角来看，首先，他们与左翼政党(dang)面(mian)临(lin)同样(yang)的政治遗产包(bao)袱(fu)。在默克(ke)尔(er)主政的16年(nian)里，她(ta)已(yi)经乐成完成了(le)春联盟党(dang)“社民党(dang)化”和(he)“绿党(dang)化”的改造。联盟党(dang)的政治利益和(he)遗产早已(yi)经与左翼政党(dang)捆(kun)绑在了(le)一路。其次，联盟党(dang)只要(yao)保持对AfD的防火墙，才能获(huo)得执政的机会。因为，任(ren)何与AfD联合(he)执政的尝试都是政治自杀。

从AfD的视角来看，他们未必会“排斥”借助防火墙与政党(dang)禁令展(zhan)开(kai)的舆论战和(he)法律(lu)战。一方面(mian)，正如前文所述，在德国(guo)取缔政党(dang)的法律(lu)门坎极高。也就是说，AfD被真正取缔的风险很低。此外，防火墙虽然制止了(le)AfD实质性地到场联邦层面(mian)的执政，但是，这也赞助AfD避免(mian)了(le)过早暴露(lu)因为长期在野，执政能力(li)不敷的弱(ruo)点(dian)。此前，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党(dang)上台之后(hou)，因其施政不佳，支持率立马跳(tiao)水。另外一方面(mian)，如果“中间派政党(dang)”在政策工具箱中只剩下了(le)反AfD，那(na)就意味着(zhe)“中间派政党(dang)”在现(xian)实政治中已(yi)经黔驴之技(ji)了(le)。现(xian)实生活中愈来愈糟糕(gao)的民生和(he)受害者叙事是AfD天然的助选人。另外，像霍(huo)克(ke)如许的党(dang)内(nei)极端分子也能够搭(da)便车(che)，不断扩大其基础盘。

综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极为吊诡(gui)的图景：对于政治光谱的两端而言，以极端化的体式格局对待AfD似乎都是实现(xian)本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其终究的结果是德国(guo)政治的这口高压锅愈来愈趋向爆炸。AfD的突起并不是德国(guo)政治迈向脱轨的原因，而是其结果。取缔一个AfD，会有新的AfD不断涌(yong)现(xian)。正如文中所引(yin)用的诸位德国(guo)紧张学者所言，“原因”在于“中间派政党(dang)”本身。但是，这些“中间派政党(dang)”出(chu)于本身千头万绪的利益算(suan)计，无意去做(zuo)真正的改变，只愿意拿AfD的突起作为替罪羊，以掩盖真正的社会成绩。

行文至此，笔者不禁想问，是否会出(chu)现(xian)一个AI一劳永逸地解决如许的极化对立呢？又或者，随着(zhe)人文科学在数智(zhi)时代的进一步式微，人的心智(zhi)与判(pan)断力(li)会不可避免(mian)地进一步萎缩，以致如许的对立会愈来愈频繁地出(chu)现(xian)？